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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专家:医保政策科学可间接支持医药产业发展和医药创新
发布时间:2020/10/27 财经 浏览:326
“目前我国医药创新仍然存在诸多瓶颈,如原始创新能力落后、基础研究薄弱、临床研究水平参差不齐、支付采购的价格政策创新激励性差、专利链接和专利保护制度不健全等。”日前,由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主办的“提升创新药物可及性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座谈会在京举行,委员、专家们深入坦诚交流,为我国医药创新把脉建言。
如何让中国患者能有创新药可用,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邵蓉强调,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加强本土创新,另一方面要吸引创新药在中国全球首发。加强本土创新和吸引创新药在中国全球首发,离不开审评审批、定价、支付、采购等政策的协同和激励;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取决于国家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但应当权衡公众健康利益和产业利益,这样才能可持续性发展。
邵蓉认为,将鼓励药物创新都寄希望于进入基本医疗保险目录,是不现实的,医保部门也勉为其难。但不可否认,在保障参保者基本医疗权益、适应临床用药实际需求、实现医保基金的安全、可持续运行的同时,能否激励和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和医药创新是医保政策科学性和合理性所在。“因此在医保目录谈判时,关注价格固然重要,但不能唯价格,是否应当给创新药物一定市场回报的缓冲期。在创新药品上市的初期还没有产生回报的时候,创新产品持有者面临两难:全球价格体系的维护和市场放量的预期能否达到。我国人口基数大,潜在的市场份额看似很大,基于量价的关系,应当全球最低价,但人口基数和市场份额的关系在于发病率、人口渗透率以及落地政策是否到位等,人口多并不当然意味市场份额的实现,久而久之,会不会有些品种可能放弃中国市场呢?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邵蓉还表示,国家探索创新药物的竞争性谈判,动机、出发点和目的都是好的,但是面对根深叶茂、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其竞争力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时,如何体现政策的平衡性、包容性和科学性,制度的顶层设计是需要缜密论证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局长于鲁明表示,要推动创新药发展,关键在于医保政策。他介绍,近年来,北京市及时将创新药物纳入北京药品阳光采购平台,推动创新药及早投入临床使用,部门协同发力,扩大使用效应,完善招采平台,分类精准施策,及时将创新药物纳入北京医保报销范围,确保群众能吃得起、用得上。
对进一步提升创新药物可及性,更好建设健康中国,于鲁明建议,大力培育创新企业,打造北京医药品牌;完善支持政策,持续引导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创新药发展格局;对标对表国家政策,及时将更多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教授吴明表示,目前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医药创新:一是显著压低了药品耗材采购价,可以将腾出的医保资金空间,拿出一定比例,将那些临床价值非常高、需求量非常大的创新药物纳入进去。二是仿制药进入薄利多销时代,如果企业追求较高利润,就要开展医药创新。
吴明还表示,在政策环境和操作上需要引导和激励医药创新,让企业有持续创新的动力。如在医保谈判时需要考虑给创新药足够回报空间,在实施DRGs(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类付费)时,对于那些临床价值很高但成本较高的创新药,可以考虑建立除外机制,但应规范程序、严格把关,防止“鱼目混珠”,避免“一放就乱”的问题。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院长侯艳宁则建议,建立国产创新药价值评价机制,进行精细化评价和分类。在创新药的医保准入方面,引入精细化管理模式,从最小成本、成本效益、成本效果、程度效用四个方面进行评价,从新药创制立项、定价评价到纳入医保药品种类的遴选等方面,进行更科学、更精细的分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提出,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卫生费用投入有限;现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卫生总费用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得到控制或者增长不会那么快。从结构来看,我国的药品费用在卫生总支出中占32.7%,同期OECD(经合组织)国家药占比是19%,我国的药占比未来还要降低,也意味着药品费用未来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比较有限。
李珍建议,加强对我国卫生总费用的顶层设计,盘活医保资金存量,提高医保资金利用率。另外,建议加强商业保险监管,提高赔付率;发展相互保险,扩大医保增量,有效支持医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