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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遭遇“成长的烦恼”

发布时间:2020/05/09 新闻 浏览:411

  近期,一则南京新型研发机构“60万元底薪+人才房”招聘总工程师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这是在一场由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承办的南京市新型研发机构人才专场招聘会上,一家新型研发机构开出的高薪岗位。据了解,该场新型研发机构人才专场招聘会共提供岗位33个,平均年薪达25万元,诱人的用人待遇,共吸引了国内外高端技术人才投来简历约5000份。其中,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移动通信技术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所总工程师一职的底薪高达60万元,并提供不低于100平方米的人才公寓。此消息一出,也让业界再次聚焦新型研发机构。

  近年来,随着科技体制机制的“松绑”,一批最早萌芽于深圳、广州等珠三角地区的新型研发机构逐渐向全国扩散,成为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均提出,要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着力激发社会创造力,整体创新能力和效率显著提高”时,指出“以企业为主体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这是对新型研发机构在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充分肯定。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新型研发机构虽然发展迅速,在市场中如沐春风的同时也面临着功能定位不清、政策不配套等尴尬。据了解,因其属性界定并不十分清晰,新型研发机构也被认为是“四不像”。业内认为,新型研发机构若想进一步做大做强,面向市场求变、求发展成为不二法门。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掀热潮

  1996年12月,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合作建立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揭开了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的序幕。到21世纪前10年,以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为代表的新一批民办非企业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纷纷成立,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进入多元化的蓬勃发展时代。

  对于新型研发机构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兴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李哲认为:“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率先进入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对技术和创新的需求日益增加。与之形成反差的则是,该地区的科技资源相对匮乏。面对技术需求不断增长、有效技术供给不足日益突出的矛盾,整合政、产、学、研多种资源,建设能直接支撑产业技术创新的新型研发机构,就成为一些地区填补创新链缺失环节、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必然选择。”

  据介绍,在新型研发机构内,同一个人既可以是院长、副院长,也可能同时担任总裁、副总裁等职务。这些高端人才可能是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教书育人,探索科学未知;也可能是谋划产业发展,带领企业发展壮大的企业家;还可能是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谋福利的“老板”。在此类新型研发机构里,论文、专利等不再是绩效评价的惟一指标,催生新兴产业、创造社会财富成为创新团队追求的重要目标。

  正是因为拥有多重不同“身份”和指标,此类机构的身份属性也变得比较模糊。有人简单把其概括为“既不完全像大学,又不像科研院所;既不完全像企业,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的“四不像”。

  “这些研发机构一般定位为产业技术研究院或工业技术研究院、先进技术研究院、技术研究院、技术创新研究院等,主是面向市场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为业界提供一揽子技术解决方案甚至是商业解决方案。此外,这些研发机构内部往往还会设有风险投资部门、技术转移部门等。”李哲说。

  据介绍,广东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涌现,正在形成该省科技创新领域的新增量。统计显示,2017年广东省科研单位发明专利授权前十名单位,绝大多数是新型研发机构。其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为佼佼者:截至2017年年底,累计专利申请达6025件,发明专利占比86.9%。其中,2017年,专利申请1303件,授权608件,均居中国科学院各单位之首。

  而在南京市,自“两落地一融合”工程启动以来,已有100多家新型研发机构陆续落地。据了解,近期举行的南京市新型研发机构人才专场招聘会收到的约5000份求职简历中,40%求职者来自外地,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合肥等。而对于以60万元底薪招聘总工程师,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移动通信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金圣峣表示:“这一岗位主要针对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并且拥有10-15年行业经验的高端人才。除了开出的年薪,我们还会给予股权激励,期待合适的合伙人加入。”

  不仅如此,2018年以来,广东、北京、江苏、福建、浙江、重庆、河北等地鼓励新型研发机构的政策持续加码。今年1月,安徽省首批新型研发机构申报工作正式启动,最高奖励300万元。3月,河北省科技厅发布《河北省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到2020年,该省将重点支持打造100家以上新型研发机构。5月,2018年重庆市新型研发机构申报遴选工作启动,年内将择优资助30家左右新型研发机构,每家资助50万元;10家左右新型高端研发机构,每家资助1000万元……

  “四不像”概念泛化带来发展中的“烦恼”

  随着各地政策红利的释放,“新型研发机构”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和新闻报道中,其概念也不断被泛化。

  “在已有体制下那些新设立的研发和服务机构都被泛称为新型研发机构,甚至包括原来在法律上和创新体系中有清晰定位且配套政策明确的机构,如高科技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导致‘新型研发机构’概念的内涵和边界越来越模糊。”李哲说,严格意义上来说,根据注册类型,通常所称的新型研发机构大体可以归为三类:一是事业单位类型,一般由地方政府联合大学或科研院所建立,如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二是企业类型,一种是由地方政府所属投资公司出资建立,注册为企业法人运行的机构,或者是由企业发起联合高校院所组建的研发机构;三是社会组织类型,一般注册为民办非企业(现称为社会服务机构),由政府、企业等共同出资组建的非营利社会组织等。

  而业界流传的这种“四不像”模糊属性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自发成长,这种自下而上生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在其发展早期,给予自由发展空间,不做具体的政策规定是合理的。但是,目前新型研发机构规模不断扩大、业务不断扩张,运行中实际政策困境逐渐凸显,政策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比如,很多新型研发机构集大学、科研院所、中介、企业多种形态于一体,一些机构以政府公共项目资金开发市场竞争性的产品,同企业开展同业竞争,有可能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在我国现有机构注册类型中,尚缺乏与其职能定位充分匹配的类型及政策。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有些机构为应对具体政策问题,申请了多块‘牌子’,打政策擦边球等。” 李哲说道。

  李哲建议,下一步,在改革任务推进落实过程中,一是逐步淡化“新型研发组织概念”,明确为非营利社会化研发机构,即面向产业技术需求从事技术供给和创新服务的公益性社会化机构。二是着重引导新型研发机构向社会服务机构法人类型方向发展。非营利社会化研发机构兼具公益性和机制灵活两方面优势,可以有效集聚政府和市场两方面资源,公益属性使其在行业中居于中立地位,在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三是完善符合条件的科技类社会服务机构在注资机制、项目申请、税收优惠等方面的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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